文：杜冰

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以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为指引，探索运用金融科技手段，缩小数字鸿沟，延伸金融服务的辐射半径，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得性和满意度。”这是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金融科技论坛”上所表示的。

　　与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在发展普惠金融方面长期面临着服务不均衡、成本高、效率低、商业可持续性不足等一系列的全球性难题。数字普惠近年来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正是源于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主流金融机构在摸索普惠金融道路上遇到这些困难，而新兴的数字技术则有望成为破除困境的一把利器。

　　现如今，“没有金融科技，难有普惠金融”逐渐成为业内共识。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浪潮中，中国传统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始发挥主力军作用，与此同时，行业新兴模式创新迭出，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已呈现不可逆转之势。而作为一种新型金融业态，严守风险防控底线仍将是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

　　金融科技显著增强普惠金融可行性

　　商业化的金融机构强调的是收益能否覆盖成本、收益能否匹配风险，这恰恰是商业银行在开展普惠金融业务中所遭遇的瓶颈。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认为，在传统的金融模式下，“义”（可负担）和“利”（商业可持续）很难兼得，要打破这一对矛盾，需要进行服务模式上的创新，而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

　　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刮起了普惠金融的技术旋风。技术手段可以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更为精准地服务小微、服务弱势群体，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包容性、开放性。

　　“所谓数字普惠金融，是泛指一切可以通过金融科技手段来促进普惠金融的创新。通过数字化或电子化交易，可以大幅度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扩大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实现对金融服务不足的群体（如小微、‘三农’客户）更好的支持。”曾刚表示。

　　在这一点上，业内人士达成了普遍共识。“谁能够利用金融科技实现流程优化、风险防控，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就更有竞争力。” 江苏银行董事长夏平表示。

　　“技术的广泛采用摆脱了小微业务人海战术的传统思路，成本覆盖和风险定价难题的解决得到了突破，使得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更为可行。”北京大学新金融和创业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文认为。

　　今年6月份，央行、银保监会首次发布的《中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报告（2018）》中也明确，“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在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造信用评价模型、提高营销获客能力、增进贷款投放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金融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

　　数字普惠创新提速

　　“数字普惠创新继续深入。”《中国普惠金融创新报告（2019）》显示，我国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相关创新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除新兴的金融科技企业外，传统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保险等）已成为数字普惠创新的主力。

　　随着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深度交融，金融服务“普罗社会大众、惠及广大民生”不再是空中楼阁。在这一点上，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最有发言权。

　　“过去几年中，银行业积极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创新服务渠道，拓展服务深度，降低服务成本，极大提升了普惠金融服务的便利性。”曾刚表示。

　　国有大行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方面发挥着头雁作用。以建行为例，该行依托金融科技建立以批量化获客、精准化画像、自动化审批、智能化风控、综合化服务为特色的“五化”普惠金融新模式，通过聚焦小微企业交易、结算、纳税、采购等场景应用推出了“小微快贷”系列产品，同时推出了国内银行业唯一面向小微企业的“惠懂你”移动端融资新平台，实现了客户“一分钟获贷、一站式服务、一价式收费”的信贷服务新体验，累计为逾73万客户提供超5000亿元的贷款支持，让普惠金融精准滴灌、穿透落地。

　　中小银行的创新能力也在这方面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对于民营银行群体而言，与生俱来的互联网因子及服务普罗大众的使命，让其对数字普惠探索更为积极与灵活。以江苏苏宁银行为例，该行的经营逻辑和发展模式是以“金融科技+场景金融”实现普惠金融。苏宁银行董事长黄金老介绍，该行专门开发“微商贷”小微金融产品，并从寻找目标客户到客户准入，再到风险预警，最后到不良贷款率处置，均开发上线了“黑科技”。截至今年8月底，苏宁银行总资产超600亿元，个人客户数达2000万，服务小微企业已超12000户，户均贷款60万元。

　　放眼整个金融行业，“聚合模式”作为一个新的数字普惠趋势正在加速应用推广。平安普惠对这种模式做了率先尝试，《金融时报》记者了解到，平安普惠正在与平安集团内外的银行、保险以及还具备特定能力的非银机构一起，为线下的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自雇人士提供借款服务。

　　“虽然一个机构不具备全部的能力，但每家机构都有自己的优势，都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比如银行的资金能力强而且成本很低，保险机构的风险评估与精算能力强，可以为资质不够的客户增信，同时为资金方分担风险；不少非银机构在科技应用和数据创新上能力很强，或者在获客、流程设计上有很多创新。”平安普惠董事长赵容奭表示，这种“聚合模式”很好地连接了金融资源和小微人群，对于解决线下长尾客群的问题效果明显。

　　警惕新技术衍生风险

　　数字技术在深刻改变着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式，而由此衍生出的多方面风险挑战则不容忽视。

　　“实践中，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也很好地契合了服务实体经济、支持薄弱环节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不过，数字普惠金融的本质仍然是金融，虽然实现了对传统金融风险更好的管理，但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必须予以关注，并及时加以监管规范。”曾刚表示。

　　对此，建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张为忠也认为，科技赋能使得数据的应用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数据的再加工、数据的标准化等。做好普惠金融，要坚持线上线下结合，防范外部欺诈风险，做好客户金融教育启蒙工作等。

　　来自人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数字普惠金融课题组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能带来多方面的风险：一是市场主体的不当行为导致的风险。如部分金融机构在通过多样化渠道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时未能妥善保护好信息安全，存在擅自将消费者个人信息用于其他用途或泄漏消费者隐私的行为；部分金融机构对产品和服务的信息披露不充分，投放的金融广告不负责任等。二是新技术不成熟、不可靠导致的风险。如金融机构大量运用新技术，但有的在系统安全、模型安全、资金安全和数据安全等方面存在隐患。

　　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稳妥发展，需要严守风险防控底线。对此，建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桂平认为：“防范化解风险是金融系统的重要使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以风险管控能力为边界。数字普惠金融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内外兼修，筑牢风险防控的底板。”

　　如何防范和化解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风险问题？站在金融机构角度而言，这要求其结合数字金融产品特点，健全相关的业务操作规范及内控制度，强化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完善金融消费者投诉和处理机制，切实保护好消费者数据和资金安全。

　　“重构高质量金融服务能力，首先需要在提升风控有效性上增加自强自信。”夏平认为，银行业要牢牢树立合规就是最大竞争力的理念，遵从监管，进一步完善制度和系统建设，来提升全面风险管理水平；同时，还要发挥金融科技的优势，不断提高风控的有效性、精准性和全面性，防范化解各类风险。